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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雷教授专栏
心脏的衰竭
冯雷教授专栏
大脑的危机
心脑同救
救心的招数也就这几个了。在等援军的时候，我寻思着怎样能以最快速度救脑。琳达把新配的一管溶栓剂递给我。我拿起来又放下。溶栓是化学反应，需要时间。而我现在缺的就是时间。要快速开通脑血管，只有用物理方法，机械取栓。而最快的就是用导管抽吸。
这时病人在大口地喘气，头颅在不停地晃动，插管就像在颠簸的船上瞄准天空的飞鸟一样难。好在那根微导管还在上面。我于是通过微导管铺一根不锈钢导丝当铁轨固定在那里，不管病人地头怎么摆动，我都不用重新寻找路径。这样，我很快就把一根粗大的抽吸导管当作火车一样，沿着这根铁轨推到大脑中动脉的血栓跟前。
接上真空泵，我低头注视着透明的抽吸导管腔。一开始只能看见真空气泡被拉长，说明血栓像浓鼻涕一样堵住了导管的另一头。我启动计时器，告诫自己不要着急。如果五分钟之后仍不能开通，我还能上支架来补救。我默默地祈祷着，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分钟过去了，没有变化。两分钟过去了，真空气泡不再拉长。三分钟过去了，有一丝血色液体进入导管。四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变化。我心里有些焦急了，忍不住要技术员去拿支架。就在这时，抽吸导管微微一颤，一股血流涌进导管，直抵真空泵。啊，总算吸通了。我长舒一口气。
没等我心里庆祝，琳达焦急的声音在我头上倒了一桶冰水，把刚刚的一点希望浇灭了。
“医生，血压没了。”
我抬头看监视仪，不光血压测不到，心电也变成一道胡乱颤抖的曲线。
“室颤。赶快心肺复苏。”
这时保罗刚好跟着托妮娅进来，见状赶紧冲上去按压病人的胸腔。琳达则去拿墙上的除颤器。我把导管抽出来，打开管口，发现血液一股股地喷射而出，知道保罗的胸腔按压很有效。我查看了一下口鼻，发现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就赶紧对托妮娅说：“快上气囊，辅助呼吸。”托妮娅干脆利索地把氧气面罩罩住病人的口鼻。看着保罗，等他数到30，暂停按胸的时候就挤压了两下气囊，让病人的胸腔稍稍鼓起，然后保罗就上去继续按胸。
琳达放好除颤器的电极。我大声命令大家闪开，然后要琳达按下按钮。病人的身体弹震了一下。心电恢复窦性心律的波形。脉搏又跳动起来。我把导管接到血压仪上，血压也有了。我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但还不敢放松，因为她的血压依然很低，心肌依然缺血，室颤会随时再现。
麻醉科的主治也来了，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挠头想不出对策，只是告诉保罗给病人打一个预防心律不齐的药，要我在静脉也插了个管，测量中心静脉压，和肺动脉压，然后转身去手术室推心动超声机，要进一步检查病人的心脏。
我心说，病人这么危急，我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检查。我于是又督促格蕾丝呼叫心脏介入。正说着，心脏介入的桑杰走了进来。
怎么偏偏是他？医院的内科住院医。他跟着我们心内科一个大夫利用我们医疗系统的大量病例和集中心脏手术和介入的模式做了几项重大临床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包括一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第一作者。毕业后他又去了全国最有名的一个心脏介入团队进修了一年。带他的那个大夫因为科研成果升任副院长，自然又把他招回来，给他一个半临床半科研的特殊职位。医院里的医生每周只有半天法定时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如果不够，就要在看病人或手术的间隙以及下班后挤时间，而他却能每星期有两天时间去到处讲座，写文章，挣名望，把繁重的临床工作丢给别人。他本来就少年得志，锋芒毕露，加上这样优厚的待遇，自然招惹不少人的嫉妒。于是当他想做颈动脉支架的时候，我和血管外科和神经内科的兄弟姐妹们就顶住了副院长的压力，挡了他的路。我们说他可以做，但要按照我们已经建立的多学科合作的高标准来做。手术决策要在多科会诊后通过共识来拿。病人在术前和术后都要经过神内大夫的独立评估，保证手术质量。他不得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两台手术，挣回点儿面子后，就专心去做他的心脏介入，再没提做颈动脉支架的事。
后来我发现他倒没太在意这件事。也许是几个心脏介入的意外事故让他不得不收敛起锐气，或者是副院长竞争院长职位失利，让他丢了靠山。我们见面总是客气地打招呼。前不久，他主持一通过导管安放主动脉瓣膜的临床研究还来找我参与，准备随时救治他们病人的脑血管并发症。我还真帮了他几个小忙，算是互不亏欠，但也心知肚明我们不是朋友。
桑杰听了我简要叙述病情，查看了血压，心率，心电图，然后对我说：“你知道前两年有个二期临床研究，发现给急性中风病人上球囊虽然安全，但没什么效果。听说他们还要做后续临床研究，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有的是时间读文献，不想跟他较真。“我们现在已经把脑子里的血栓取出来了。现在问题是怎么救她的心脏。”
“她不是还有严重的颈动脉狭窄吗？”
“我觉得这个狭窄是慢性的，她已经有了代偿。如果心脏功能恢复，她应该能承受几天。等尘埃落定，我们再考虑手术剥脱或上支架。”
“你怎么能保证呢？”他的语气里有他习惯的不屑与傲慢，让我听了不舒服。但今天有求于他，我不想争吵。
“等她心脏功能稳定了，我们再做个造影，查看血流。如果血流不好，我们还可以上支架。”我用手势表明“我们”指的是我和他。
这句话似乎激起了他的兴趣。这时麻醉主治把超声心动机拖了过来，给病人做起了超声心动。桑杰过去查看指点了一番，然后出来摇着头对我说：“她的主动脉瓣狭窄极度严重。既然她有颈动脉狭窄，她肯定也有冠脉狭窄。她的心电图和超声也显示她有大面积心梗，光靠球囊是维持不了多久。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她主动脉瓣和冠脉狭窄的问题。”
“可是她有中风，我们刚打了溶栓剂，再加上她的颈动脉狭窄，心外科是肯定不会做手术的。”我是外科系统质量保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们的职责包括对心外科的监督。所以我知道心外科的一个监测项目就要把心脏手术围术期的中风发病率控制在3%以下。心外科又不缺手术。他们怎会愿意担这个风险呢？
他抿抿嘴，点点头。“他们太老了。从观念到技术。”
我本来失望得心都快沉到地上了，听了他这话，隐约感到他的葫芦里有什么药要卖。果然他话题一转说：“你给急性中风病人上过颈动脉支架吗？”
“上过。”
“你是怎样抗血小板的？”
颈动脉支架后，我们通常都会给病人吃阿司匹林和波利维两个抗血小板药，简称双抗，防止血小板聚集在支架内引起血栓。但是抗血小板药会增加中风后脑出血的风险。
“如果中风面积小，我们可以给双抗。如果中风面积较大，支架又没什么狭窄，我们会先用阿司匹林，等过几天证明没有出血再加玻利维。如果你在琢磨上冠脉支架的话，我想上双抗应该没问题。”
桑杰踌躇满志地一笑：“有你这句话就好。岂止是上冠脉支架。我在想用瓣膜置入术把她的主动脉狭窄先给治了。”
我跟格蕾丝都是眼睛一亮，不约而同地说：“太好了。
“我们还可以给她输血浆，中和溶栓剂。”格蕾丝补充道。
“给急性中风病人做瓣膜置入术这将是世界第一例。这是可以写文章发表的。而且，今天你在这儿，我们可以在颈动脉里放保护伞。我们以前的研究中发现瓣膜破碎造成中风的风险太高。下一代的瓣膜置入器械要考虑增加保护膜，防止血栓或碎屑进入脑动脉。我们今天可以探讨一下这样做的可行性。这也是可以发表的。”
我已经发表过很多科研文章了，对一个小小的病例报告毫无兴趣，但觉得他这种设想确实很有道理，也容易实现。
“上保护伞应该没问题。她左边颈动脉有严重狭窄，血流很少，栓子不容易进入，我们只要保护右边就行了。”
看见我们认同他的想法，他接着说：“其实已经有一个公司研发出带保护膜的新器械。我正要帮那个公司做一期临床实验。他们今天刚把那个器械运来。我来之前刚好跟他们的工程师在模拟器上练习了一下，挺好用的。对这个病人正好适用。怎么样，我们去说服病人家属让病人加入这项研究吧？”
我终于看出他葫芦里的药了。不过，这可能是我的病人的救命药。
“好主意。我们血管开通的很快，她的中风面积应该很小，出血风险按说很低，但瓣膜打开，心输出量增加，血压上升，会不会出血就很难说了。这种谁也没做过的手术在临床研究中进行那当然是最好了。起码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为医学做点贡献。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先做个多学科会诊，记录下病人确实没有其它方法可治。这样一来确认病人符合入组标准，二来病人要真是脑出血，我们也能站得住脚，证明这是孤注一掷的救命疗法。”
“好吧。反正我得做点准备。你要是愿意浪费时间去问他们，那是你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要是能想出更好办法，太阳就能从西边出来了。”显然他的自尊心受到小小打击，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
我于是挨个打电话去问心内，心外和血外的值班大夫。心内加了个药，减了个药，换了个药，告诉我除非马上手术，病人活不过四小时。麻醉科大夫也插话表示同意，要我赶紧结束手术，把病人送到重症监护室，免得病人死在台上。心外很不耐烦，要心内和神内先维持着，他们要等六个星期后中风和心梗的尘埃落定后才手术。血外倒是很友好，说如果心外要上手术，他们可以麻醉后先做颈动脉剥脱。如果心介要上瓣膜，他们可以做股动脉切口。
这时桑杰手下的进修医生已经上好了球囊。麻醉科大夫也给病人插了气管。病人的血压，血氧都暂时趋于稳定。
我于是跟桑杰一起去候诊室见特蕾西。
特蕾西在候诊室门外的走廊里打电话。见我走来，就挂断手机，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问情况：“我妈妈怎么样？血栓取出来了？她能说话，能动了？”
我握了握她的手，说：“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这里说话不方便。你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们即将讨论的病情和治疗属于病人的隐私，不能在公共场合讲，否则是违法的。
进了办公室，我示意特蕾西和桑杰做下，关上门，然后给特蕾西和桑杰做了相互介绍。
“怎么，她的心脏出问题了？”听我报出桑杰的头衔，特蕾西感觉不妙。
“是有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我们有个可行的治疗方案。”我一方面实话实说，一方面又尽量稳住她的情绪。
桑杰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宣传手册和一杆笔。第一页画着一个心脏的彩图，显示着主动脉的狭窄。桑杰用笔比划着血流，病理机制和治疗策略。特蕾西紧张慌乱，似懂非懂，翻来覆去，问一个问题：“你是说她心衰加心梗。她怎么会一下子就这样了呢？她平时还挺好的。”
我看桑杰有点不耐烦了，就接过来说：“心脏就好比一个电影院。进场从这，出场从那。进口和出口的门都只能朝一边开，所以观众不能朝相反的方向走。瓣膜狭窄就好比这扇门锈住了，只能打开一条缝，让一个人出去。如果看电影的人少，大家都守秩序，人们最终还是能出来。如果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又发生了火灾，大家都一齐涌向这个出口，那可就要出人命了。她刚才中风，就像是有人高喊起火了。现在人都堵在这里，我们必须想办法把门打开，让大家出来。”
“噢，所以你们要用这个球囊把门撑开，然后放一个可以完全开合的新门。我明白了。这很有道理呀！而且这个手术可以从大腿根的小口进去做。不用开胸，把房子拆了。这很好呀！你们以前做过吗？能马上做吗？有风险吗？”
“我们以前做过这样的手术，对危重病人来说效果不错。但要扩展到更多的病人需要改进技术，尤其是减少术中发生中风的风险。我们现在就有一种改良后的二代器械，能避免不少早期器械的缺点，置放也更快，更准确，很适合你母亲。只是这种器械还没有得到认证，你母亲必须参加一个临床实验才能得到。这是临床实验的意向书。里面写的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内容。手术的风险包括心梗，出血，中风，和死亡，应该都不会比用旧器械高，很可能会更低。如果你同意让你母亲参加，就请在这里签字。另外，还要在这张纸上签，医院把你母亲跟这个临床实验有关的医疗信息传送给公司用来申请认证，不经你同意不会传给第三方。”
特蕾西拿起意向书，快速地溜了一眼。我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她是否能领会那些拗口的文字的含义。果然，她放下意向书，转身问我：“雷医生，你觉得应该这样做吗？我跟你有过一段接触，知道你是个好医生，我相信你。”
“这个实验有很多未知，也就要担很多风险。但不做估计不行，风险更大。我怕你母亲坚持不了多久。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嗯。我也觉得没有其它选择。我妈妈肯定不会同意开胸手术。她也不愿意坐在轮椅上苟且贪生。即使手术不成功，你们也可以获得经验，更好地帮助别的患者，对吧？我想我妈吗会这样选择的。”
她眼里含着泪，手有些发抖，下笔前犹豫了一秒，然后郑重地在意向书上签了字。
桑杰抄起意向书，在相关栏目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去准备手术了。我陪特蕾西坐了几分钟，回答了她的几个问题，把她送回候诊室去等待消息。
我回到导管室，发现桑杰已经接管了一切。他叫来了自己的护士和技术员，还有几个公司的工程师进进出出，指导技术员帮他准备器械。我不甘心成为自己家里的外人。就抓起电话呼叫血管外科的大夫，让他来帮忙做股动脉切口，并在手术结束后缝合伤口止血。桑杰看出我的意图，打断道：“用不着他们。我可以用缝合器在股动脉入口预埋三根缝合线，拔管时把三根线同时拉紧打结就行了。”
我想他的办法也确实可行。等血管外科回电话时，我就改口说想让他来看看病人颈动脉狭窄的情况，讨论一下是做剥脱手术还是上支架更好。
桑杰听了我的话，摇摇头，不屑地说：“颈动脉也用不着他们。你要是不愿上支架，我做完瓣膜置放术就可以上一个，要不了十分钟。你不觉得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所有的手术都变成微创吗？你看，冠脉搭桥已经被支架取代，腹动脉瘤手术也被带膜支架取代了，现在动脉瓣修复术也被置放术取代了。颈动脉剥脱早就该被支架取代了。这是技术进步，是医学的发展，是病人的需求。你要是不这样想，就不是一个好的介入医生。”
一霎间，我还真被他的豪言壮语所感动了。但很快就冷静下来。我还是喜欢团队合作，通过多学科会诊解决疑难病例。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专业，希望自己的专业发展。人性中也难免有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一面。多学科诊疗才能保证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让病人的利益最大化。开诚布公的讨论能帮助我们每个人克服狭隘偏执，懒惰贪婪，帮助每个人成长，趋于完美。
上一次观看心脏介入还是当医学生的时候。出于好奇，我也穿上铅衣，披上手术服，站在桑杰身后观战。
心脏在不停地跳动，不能做我们常用的血管路线图，要用动态摄像来指导操作。好在心血管不像脑血管那么细小，迂曲和脆弱。而且心脏是个泵，功能跟心肌的份量成正比，脱落一个小栓子，堵塞一根小血管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副作用。我默默地观看桑杰操作，虽然不如我精细，但也实用，而且这时候病人已经上了肝素和抗血小板药，发生血栓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就尽量忍住不发评论。
病人的左侧冠脉有根主要分枝有局部斑块和严重狭窄，很适合支架治疗。因为技术不难，桑杰基本上放手让进修生独立完成。等到要做瓣膜成型术和置放术的时候，进修生自动让到一边，把整个舞台留给桑杰。
桑杰把所有要用的器械按顺序摊放在手术台边一张无菌预备桌上。跟那两个工程师核对器械的技术细节，在体外最后预演一遍，然后示意我过来做他的副手。他简单向我解释了人工瓣膜的置放机理，嘱咐我稳定位置放导管，然后有点紧张地对我说：“关键时刻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嘴上故作镇静，点点头说：“没问题。开始吧！”
桑杰深吸一口气，把那一套器械缓缓地通过股动脉插入病人体内。我们先释放了血流导向装置，保护住通向大脑的动脉。然后桑杰把球囊推向硬化狭窄的瓣膜。瓣膜像坚硬的屏障，阻挡着球囊的通过。桑杰手上发力，仍不能通过。我握着导管的手也感觉到了瓣膜的反作用力，于是跟着桑杰往上使力，以免导管被这个反作用力推得退回来。尽管如此，导管还是在缓缓地回撤。
“怎么跟你说的，你要给我点支撑。”
“我已经在尽力。她的主动脉有些迂曲，不容易使上劲。用力过猛，近端的导管会不会弯折？”
桑杰显然也有些顾虑，手下不再加力，只是僵在那里大约有一分钟左右，还是不能通过。桑杰不得已，松了手，暗骂一句脏话，长嘘一口怨气。口罩遮住了他的表情，但眼睛里是沮丧和失望。
“她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钙化，而且还有这个迂曲的角度。”
他转身对工程师说：“上次就跟你们说要加强导管的支撑力。你们是怎么做的？”
工程师满脸委屈地说：“我们听取了你所有的意见，尽量改进了。但是，我们因为加了血流导向装置，就必须降低释放导管的厚度，不然这套器械就太粗了，不便于从股动脉入路，尤其是要满足您独立操作的要求，摆脱对血管外科做切开和缝合的依赖。”
“材料，材料，你们要找新材料，把导管做得既薄又强。”然后他回过头来无奈地对我说：“再试一次。”
我知道我们不能反复地用力。血流导向装置对脑血流有所阻碍，不能无限期地放在那里。我们要争取在十分钟内完成一系列操作。但是第一步就卡了壳，怎能不让人泄气。
我心里也有些着急。在其它场合，我可能会乐意看桑杰的出丑。但她毕竟是我的病人，要对她整个人负责，不能说治好了她的脑子就不管她的心脏，以那不是我的专业来推脱。更何况我还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帮我们做过很多中风急诊的公益宣传，我不想让她失望。我于是建议道：“我们是不是先把导管和球囊往后退一吋，然后一齐向前，积累点冲量，就像攻城车那样，也许就能冲过去。”
“嗯。”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准备就绪，说了声“一二三，”我们就一齐推动导管和球囊，果然就通过了。
桑杰如释重负，乘胜追击，继续手术。我按照他的要求推进和回撤导管。整个置放人工瓣膜的过程让我想起航天飞机和空间站的对接，一丝一毫不能出差错。一时间，我眼盯屏幕，耳听桑杰，手推导管，全神贯注仿佛把身体其他感觉和运动功能都关闭了，人浮在真空中。
终于人工瓣膜被放置在理想的位置上，没有一点偏差。血流导向装置也被顺利收回。病人的血压迅速回升，心电恢复正常，刚才用来维持她生命的几种药都迅速减停。我和桑杰击掌庆祝。工程师技术员和护士也是一片欢呼雀跃。
桑杰在得意之余问我：“她需要多大支架，我们顺手给她上了吧。”他显然指的病人的颈动脉。
“先别急。我们上了肝素和抗血小板药，还不知道她脑子里是不是已经出血了呢。我们做个断层扫描再说。”
格蕾丝支持道：“对。你能不能让他们把麻醉停了，我们检查一下病人的神经系统功能。”
桑杰耸了耸肩，做个无奈的表情。
用造影机做断层扫描的分辨度不高，不能看出早期中风的征兆，但显然没有出血。这时我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过了一会儿，病人从麻醉中苏醒。因为气管插管刺激她的喉咙，让她不舒服，她条件反射地抬起双手想把管子拔出来。要知道她从中风一始右手和右腿就不能动弹了。我和格蕾丝对视一笑。看来病人大有起色。
格蕾丝走到病人面前，柔声说到：“亲爱的，别怕。我们刚做完手术，治疗你的中风和心脏病。一切都很顺利，你会好起来的。”
病人听到这安慰的声音，不再惊慌，放松了手臂。
格蕾丝把两根手指放在她的左手心，然后对病人说：“现在让我看看你恢复都怎样。使劲攥拳，握住我的手指。”病人依顺地做了。她又把手指放入病人的右手，让她同样握拳。病人犹豫了一秒钟，也照做了。然后格蕾丝把她攥紧的拳头拉到半空中，说：“松开我的手指，让手臂悬在半空，看能不能坚持10秒钟。”
病人张开拳头让格蕾丝抽出手指，然后努力地举着右臂。格蕾丝开始数数：“一，二，三…”病人的手臂开始坠落，她又努力抬起，摇摇晃晃的，越来越低，终于在格蕾丝数到十的时候，筋疲力尽地落在手术台上。
格蕾丝接着做了些其它检查，然后兴奋地说：“中风评分从22降到8了。如果拔了气管插管，她能说话，评分可能会更低。这场比赛我们赢了。”
这时血管外科的卢克来了：“怎么样，有我能帮忙的吗？”
卢克是我的好朋友，为人正直诚恳，做事扎实，而且慷慨乐施，人缘极佳。他原来也受过做颈动脉支架的训练。医院时，看我已经开展这项工作多年，而且做得很好，自忖很难超越，就没提出要做颈动脉支架，专心做他的剥脱了。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我们共同讨论几乎所有的颈动脉狭窄病人，适合剥脱的就由他去做，适合支架就由我来上。二者皆可的就由病人选择。都不适合的就转给格蕾丝用药物治疗。不管谁的手术出了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研讨，共同学习，调整改进我们的手术方针，从来不互相指鼻子。像他这样的性格在外科大夫中实属稀有。当年桑杰凭着自己在全国颈动脉支架做得最多的中心受过一年培训，本想独揽颈动脉支架手术，但是面对我们有这样一种团队合作模式，却不得不放弃。
“你来得正好。这个病人有颈动脉狭窄。斑块破裂引起血管栓塞和栓子脱落进入大脑中动脉，造成中风。我们已经吸出了颅内的血栓，正在考虑是否要上支架。”我把他让到控制台前，给他指看造影。
“另外，这个病人有主动脉瓣极度狭窄，被中风诱发心衰，心梗。多亏桑杰起死回生，把她救了回来。”我接着补充到。医院做主动脉支架的大拿，桑杰来了，抢走了他一半病人，但他并不在意，只要能共同讨论和参与手术就很满意。
卢克隔着窗子向桑杰招招手，然后按下扩音器说：“做得漂亮。需要缝合股动脉吗？”
桑杰得意地摆摆手，示意他已经埋下三根缝合线，拔导管时一拉这些线就可以止血了。然后高声冲我们说：“我在等雷医生拿颈动脉支架。上完支架我们就可以去喝啤酒庆祝了。你快让他别犹豫了。”
卢克笑了笑，然后让我把关键的颈动脉造影片子调出来，低头又看了一遍，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这根血管需要治疗，最好在一两天内进行，除非她已经有了大面积中风，那就要等六个星期。她的解剖适合剥脱。但是你们已经用了抗血小板药，现在又是箭在弦上，索性就上支架吧。”
“上支架很容易，也就几分钟的事。但我担心血流的巨大变化会增加她脑出血的风险。她刚刚用了溶栓剂，又上了双抗血小板，这些都增加出血风险。反过来，这些药物都会阻止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她在一两天内再次闭掉这根血管的概率是极低的。所以我想过两天尘埃落定了再做会更安全些。”
“是啊，我们肯定不希望有脑出血。你跟格蕾丝在这方面更有经验，判断比我强。等到明天再做应该不是问题，我们要是做剥脱的话最早也是第二天。”
桑杰在屋里等得不耐烦了，走出导管室。“还犹豫什么？这么直的一根血管，几分钟的事。病人就再也不用担心中风了。要是不做的话，明天她中风了，你怎么向家属解释？”
我看着显示屏上那根狭窄的血管，尽量抑制心里那股去把它扩开抹平的冲动。很多时候，选择手术是容易的，出了事也是认可的风险。而选择不做则是更难的，需要切身地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担心。我想了想，还是觉得缓做对病人有利。
“我们就到这里。桑杰，我帮你拔动脉管和拉那三根缝合线。保罗，等我们缝合完闭你就可以拔除气管插管，这样我们可以给她做更全面的神经检查。要是她的颈动脉再出现血栓，我们可以及时取栓上支架。噢，在病人去恢复室之前，做个CT，保证她没有出血迹象。”
桑杰无奈地摇摇头，走回导管室。我看卢克要走，就示意他等等。“万一动脉切口脱线，我们还得要你帮忙缝合。”
桑杰看见我拦住卢克，自然猜出我的用意。故意侧着身，挡住我，不让我近台，要显示他一个人就能完成拉缝合线和打结的工作。那种技术是在血管开口的周围预先用一种特殊针头穿过血管壁，预置三根缝合线，在拔导管时，同时拉紧那三根缝合线，然后打结就可以把血管伤口缝紧。这显然是两个人的活。桑杰只能一手拉导管，一手拉其中一根线，打完结再拉另两根。因为血管只有在打完最后一个结时才会完全闭紧，桑杰虽然手快，病人还是流了一滩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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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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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雷医师
冯雷博士现任美国洛杉矶凯瑟医学中心神经介入主任，运用动脉插管的高精技术治疗各种脑血管疾病，包括中风，脑血管瘤，脑动静脉畸形，脑肿瘤等等。他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本科学习，后赴美国获得洛克菲勒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毕业之后他选择了神经介入这门新型学科，经过在哥大和UCLA的七年实习和进修，他创建了南加州最成功的神经介入中心。在这期间，他还从事了多项基础和临床医学的研究，在美国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三四十篇科研论著，担任过哥大和UCLA的客座教授，是一位集临床，科研与教学于一身的优秀医生。冯雷医师是SCAPE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的资深会员。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SCAPE)TheSocietyofChineseAmericanPhysician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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